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被誉为“东方的一声巨响”。

 周总理向《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

周恩来以全局为出发点，全面规划，精心调整国家的整体建设蓝图，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指导。他曾主持国防尖端科技相关的会议达四十余次，身体力行地促进国防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从1962年至1974年，周恩来为我国国防尖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和发展事业呕心沥血。

一、为“两弹”结合和氢弹试验付出艰辛努力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极格局逐步形成，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核武器数量不断增加，全球不安定、不和平的因素逐渐增多。为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迫切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的重大决策。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初步探索，在1962年11月17日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后，逐步走上正轨。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周恩来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总调度”。在周恩来出色的组织指挥和中央专委会尽心竭力的工作下，全国各行各业大力协作，为研制生产核材料、制造仪器设备和进行科技攻关解决了近千项难题。

当时但凡中央专委会决定的事，哪怕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都采取当场拍板方式，由主管的部长负责，保质、保量、限时完成。决策作出后，周恩来还要派人不断督促检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钱学森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一套经验拿来用上了，当然很灵。他为我们创造了一套领导和研制‘两弹’的工作方法。”

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对参加工作的所有人员提出了一个16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16个字，后来被人们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就这样，经过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第二天，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名义，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随后，根据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周恩来要求各国防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立即抓紧原子弹武器化和氢弹的研制。同时，他要求总参谋部抓紧第二炮兵的组建。

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虽然成功了，因当时国际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我国核弹发展的主要工作转入氢弹的研制。

由于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科学技术人员被激发出向研制氢弹奋斗的极大热情。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

二、支持核潜艇建设

周恩来很早就对原子能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

原子能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最突出和重要的利用方式当然是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但除了原子弹、氢弹这样的战略武器的研制，原子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应用也是国防尖端科技中的重要方面。

1966年，为了进一步达到实现国防安全、消除核武器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目的，中央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研制核潜艇动力堆。为此，周恩来批准了以各种战术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为主要项目的“1966、1967两年规划”。

1974年建军节当天，经过四个阶段试验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核潜艇的下水，为保卫我国海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重视电子通信技术发展

与原子能相同，电子通讯技术作为国防尖端科技的重要门类，也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曾把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和原子能的利用一起作为国防尖端科技的最前沿内容。1968年3月9日，周恩来阅聂荣臻3月4日《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工业问题》的信函后，进一步将电子工业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贯彻周恩来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先后组织有关厂、所进行技术攻关，到1972年底，研制出比原电子管体积小、耗电少，重量少了一半的全半导体化的战术电台。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在国防科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逐步成为国防尖端科技的关键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这项尖端科技给予了持续关注。

早在1956年，周恩来领导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附件中，就将“计算技术的建立”被列为其中一项。1972年8月6日，周恩来听取国防科委和“风暴一号”试验火箭参试单位负责人汇报试验准备情况，在谈到尖端工业和基础工业关系时进一步指出，“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是在争计算机”，我们要在设计理论、灵活运用、准确性和可靠性上追赶发达国家，因为计算机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

事实证明，周恩来对计算机技术发展前景和重要地位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对计算机技术及其在国防尖端科技领域应用的重视，为我国国防技术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殚精竭虑

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了我国人造卫星发展的方针步骤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从这时开始，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研制阶段。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正式命名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东方红一号”。

周恩来为“东方红一号”卫星从任务确定到研制的全过程倾注了巨大心血。

为保证相关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周恩来花费大量心力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科研工作带来的冲击和干扰，多次听取卫星、火箭工作的进展和问题汇报。对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干部、专家与科技人员尽最大可能去保护。他的保护和支持，对克服贬低科技人员的极左错误，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发布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新闻之后，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各国高度评价这次成就，指出这是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宇宙开发并在科学技术上前进的新高度和里程碑。许多友好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团体及有关人士，向我国发来了贺电和贺信，祝贺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为起点，在广大干部、科研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相互支持和共同努力之下，1970年到1975年年底，我国成功发射了5颗卫星。周恩来为我国航天事业的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可见一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环境极为混乱，但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周恩来却以超人的勇气、坚定的意志、卓越的智慧创造了我国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前沿的奇迹。

这得益于周恩来同志极为清醒的认知，明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也得益于他善于从整体和战略上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进行规划和指导、并在工作中投入巨大精力、倾注巨大的心血；还得益于他为了保护研究事业不受影响，在政策上先后实施了调整单位组成、军事管制、开列受保护人员名单等措施。

在领导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过程当中，周恩来提出的自力更生、协同攻关、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工作要求和方法，以及贯穿始终的全局眼光、系统原则和民生情怀，注重国防和民用的结合，努力使尖端科技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作用等等要求，现在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杨明伟《军事秘书谈周恩来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周家鼎访谈录》，2006年第3期《党的文献》。

申登科《周恩来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防尖端科技》2018年第2期《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