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筚路蓝缕，勠力拼搏，为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周恩来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周恩来是我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先驱者之一。1919年，他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并在1920年天津“九一廿九”流血惨案中，遭到反动当局逮捕。经过斗争的洗礼，他的革命意识已经萌芽，“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为了进一步探求真理、明确“主义”、寻求“济世穷”的新知，周恩来决定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求得救国救民的良方。

        1920年11月7日，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等人的资助，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勤工俭学学生之一，乘坐“波尔多斯”号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法国。临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维持在欧洲的生活。在一片崭新的天地里，周恩来的眼界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了。

        一战后的欧洲，生产凋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社会危机严重爆发，眼前的社会现实使周恩来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周恩来到达法国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他对欧洲各国纷繁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观察、思考、分析、辨别，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日臻成熟。

        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周恩来（左三）与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左二）、赵光宸在德国柏林万赛湖留影。

        1922年3月，周恩来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记述了在欧洲的感受，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来说，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足够了。”

        周恩来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正品）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十分悲愤，写《生别死离》诗一首，随信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信中还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经过反复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刊登在《觉邮》第二期上的《伍的誓词》

        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绝不是轻易的事。他在日本求学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半年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推求，前后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

        1924年6月，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急需大批优秀人才。这年7月下旬，党中央调周恩来回国工作。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评价周恩来“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

        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将近四年时光，这四年对他来说，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他初来欧洲时，还是个求学若渴、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当他走向归国征途的时候，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以及更加繁重艰巨的革命重担！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2、《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的故事》，南京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3、《周恩来旅欧通讯》，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